春秋时期的的军事制度变革:从单一的车战到多种兵种并存

所谓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,军事制度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制度之一。春秋时期,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时期,其军事制度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。春秋之前,军事制度属于礼乐制度的重要部分,其等级色彩十分明显。如《周礼·夏官》载:“王六军,大国三军,次国二军,小国一军。”诸侯的军队在数量上不得超过王室,应符合礼制的规定。春秋时代,礼崩乐坏,战争频繁。在这样的局面下,过去的军事制度已经不再适合新的战争形势,因而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。

西周时期,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,周天子直接控制的军队就有宗周八师和成周八师。在军队的编制上,只有周天子的军队有六军,诸侯的军队最多有三军。

可是到了春秋时期,王室衰微,诸侯并起。周天子已经无法控制诸侯,而强大的诸侯却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。因此,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逐渐演变为了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。

中原各国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实际上已经从天子下降到了“霸主”的手中,即所谓的“政由方伯”。

在春秋早期,国军通常是一国军队的最高的统帅,在出征时候,国军也常常作为军事统帅参加,而军中的各级官员也大都由国君任命公室贵族充任。

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再变而为“礼乐征伐自大夫出”的现象,军事指挥权进一步下移。

在一些国家,强大起来的士大夫甚至“诛公族,分其邑。各使其大子为大夫”。到春秋晚期,终于逐渐形成左右各国政局的强卿大宗,如齐国的田氏、鲁国三桓、晋国六卿、郑国七穆、宋国戴氏等。

春秋时期军事领导权限下移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卿大夫“私属”军队的普遍存在和不断发展。

在西周时期,各级贵族所拥有军队数量有严格的限制,下级贵族拥有的军队一定不能超越上级贵族的军队,不然就是“僭越礼制”。

公元前592年,郤克“请以私属”伐齐。这说明晋国大夫拥有私家军队,甚至能够讨伐一个千乘之国。公元前548年吴楚舒鸠之战中,楚子疆、息桓、子捷、子骈、子盂“五人以其私卒先击吴师,吴师奔”,可见楚国的卿大夫的私人军队也是国家主力部队。

周代实行国野制度,其中“国”指的是国都和各个城镇,是各级贵族的居住地,也是军事据点。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被称为“国人”。而“野”指郊外地区,属于广大的乡村,是平民的居住地,平民也被称为“野人”或者“氓”等。

国人和野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。国人属于贵族阶层,也是享有国家权力的公民;野人属于下层平民,并没有

西周时期的军事制度和国野制度紧密相关。按照《周礼》记载,周代的军队编制是由“六乡”的国人组织起来的,称为“六军”,他们的义务就是“执干戈以卫社稷”。

在春秋早期,这种制度还有保留,如鲁国三军之师建立在“三郊三遂”基础上的。这种制度也就意味着只有国人才有当兵的义务和权力,野人是没有资格当兵的。同时,国人要为国家提供军赋。他们平时料理“井田”,战时参与战争。在有闲时就参与训练,所谓“春菟、夏苗、秋猕、冬狩,皆于农隙以讲事也”。

随着春秋各国战争的日益频繁,各国对于军队的以来越来越严重。传统的国人当兵的制度限制了兵源的扩大,不适应更大规模的战争,

再这样的情况下,各国纷纷进行了改革,逐渐淡化了国人和野人之间的界限,允许野人加入军队。

不过要求野人参军就要改变过去的国野制度或者井田制,就是先要将土地私有化,划分到单个家族中,以作为当兵的物质条件。

根据《左传》记载,春秋时期最早出现让野人当兵的是晋国。公元前645年,秦晋战于韩原,晋师惨败,晋惠公被俘。惠公重返晋国后,为了解决“兵甲尽矣”的危机局面,开始“作爰田”以换取晋民的支持,随后又“作州兵”。“爰田”也被称为“辕田”,也就是推行土地的私有化。“作州兵”也就是要求野人也要当兵,这里的“州”指乡下或者野人居住之地。此后,晋国的兵源得到了迅速的扩充,

在此后的一百年时间里,晋国的军队从一军扩张到了六军,其中扩张最快的恰恰是晋惠公之后的晋文公时期。兵源的扩大为晋国的霸业奠定了基础

除了晋国之外,春秋其他国家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。如鲁国在公元前594年推行“初税亩,相当于承认了土地的私有,实行按亩征税。四年以后鲁国就“作丘甲”,实行军制改革。公元前543年,郑国改革田制,时隔五年“子产又“作丘赋”。这里的“丘赋”也就是野人也需要承担军事赋税。

在这些改革的推动下,国野制度逐渐走向崩溃,国人和野人之间的区别逐渐消失。这样从整体上推动了贵族体制的瓦解。到了战国时代,便实行了“编户齐民”,将百姓统一进行了管理。

在春秋以前,战争的主要方式是车战,军队的编制也是完全按照车战的需要组织的。当时虽然也有步兵其骑兵等,但只是依附于车兵,是车战的组成部分,并未成为独立的兵种。

车兵通常是四马驾挽,每车载甲士3人,“左人持弓,右人持矛,中人御”。跟随战车的有徒卒12人,受甲士指挥。每一个单独的车队称为“乘”,加上其他兵力,每乘的总兵力大约是30人。到了春秋时期,每乘的步卒扩充到了72人。当时拥有强大兵力的国家被称为“千乘之国”。

战车作战十分适合于广阔而平坦的中原大地。但是春秋以来,战争不断复杂化,战车的开始不适合更多的战争类型,新的兵种开始出现。

春秋早期,西北的西戎、北狄和山戎等不断入侵中原各国,而地处山西高原的晋国多和戎狄战争,“晋居深山,戌狄之与邻”,“戎狄之民实环之。这些戎狄族多居于山地,地形崎岖不平,车战无法开展,而适合于步战。如前714年,北戎侵郑,郑庄公“患戎师”,原因就是因为“彼徒我车,惧其侵轶我也。因此,随后的郑国和晋国都建立了步兵。

公元前632年,“晋侯作三行以御狄,旬林父将中行,屠击将右行,先蔑将左行。”什么是“行”呢?根据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载晋国“毁车以为行”,也就是改车为徒,行就是步兵的编制。前541年,晋军和狄人作战,晋将魏舒鉴于“彼徒我车,所遇又阨”于是“乃毁车以为行,五乘为三伍”。这些事件都显示步兵作为单独的兵种已经建立了起来。

另外一个兵种——水军也开始出现。在南方地区,河湖纵横,水军因此诞生。最早出现水军的是吴国,随后,楚国、越国、齐国有建立了水军。吴越两国设置了“船宫”作为造船工场,商船和战船也开始区分开来。吴国的战船有大翼、中翼、小翼、突冒、楼船、桥船、戈船等,其中大、中、小三翼是吴国水军中的主力战船。《越绝书》记载越国人“以船为车,以楫为马”。春秋后期,吴越曾经爆发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水战。公元前494年,吴越水军战于太湖。前485年,吴国派遣水军远征齐国,双方在黄海大战。

“船名大翼、小翼、突冒、楼船、桥船。今舡军之教,比陵军(陆军)之法,乃可用之。大翼者当陵军之重车;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;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;楼船者当陵军之行楼车;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骠骑也。”“王身将,即疑船,旌麾兵戟与王船等者七艘;将军疑船,兵戟与将军船等者三船。皆居于大阵之左右。有敌,即出就阵。吏卒皆衔枚,敖歌击鼓者斩”——《渊鉴类函》

除了步兵和水军,另外一个新的兵种就是骑兵。不过相对于步兵和水军来说,骑兵尚处于初始阶段,其作用还不突出。骑兵也主要用于对付戎狄,在山地之间多处使用,“骑射所以使山谷也”。赵、韩、魏三家灭智氏时,赵襄子曾“乃召延陵生,令将军车骑先至晋阳”,可知此时的骑兵还是和车兵混合编制的,尚末成为独立的兵种。直到战国时代,赵武灵王“胡服骑射”,“破卒散兵以奉骑射”,骑兵才成为与步兵和车兵并行的三大兵种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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